1966年初秋的北京城里，四处反击，满城破四旧。翠微路2号院里，局势突然严重。

　　翠微路口往北100米路西的这个大院，曾是北京农学院原址，1961年起成为中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一同作业的当地。大院内树木成荫，分为作业区和家属区。作业楼主楼二层东半边，是中华书局的近代史修改组。

　　虽已是秋风乍起，29岁、刚参加作业一年半的陈铮却急得冒汗。头一天，中华书局接到了海淀区一所大学的发来的通令，称第二天要来此破四旧。中华书局出书的许多书天然都归于“封、资、修大害草”之列，更为严重的是，在三层一间作业室的通明玻璃柜子里，堆放着蒋介石的头像、的旗、《》等报刊图书、台湾版《蒋总统集》，以及由中华书局和公民出书社一同修改、已开端成型的1200万字的《蒋介石言辞集》稿。

　　“怎样办？这是典型的四旧啊！”多年后向《我国新闻周刊》回想起当日之事，陈铮仍感到后怕。

　　经请示书局领导，陈铮把书橱玻璃门用纸糊上，作业室门上贴了封条。又找出一堆没用的书，放在中华书局图书馆显眼的当地，以便利搜出来销毁，搬运其注意力。做完这一切，他半开打趣半仔细地对搭档说：“我要誓死保卫这个房间的书。要是毁了，就完了。”

　　1965年3月5日，陈铮从我国公民大学近代史研究生班结业后，到文明部所属的中华书局签到。

　　时任中华书局总修改金明媚找他说话。金明媚中等个子，声音洪亮，一开口山东口音就冒了出来：“你这个专业正好，来‘蒋集组上班吧。”

　　蒋集组，即《蒋介石言辞集》修改组。中华书局其时分为文学组、哲学组、小丛书组、古代史组和近代史组，但蒋集组是独立的。

　　关于这一特别任务的缘起，中心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陈晋所著的《阅览史》中介绍：“1957年，他（）对领导干部讲：要读蒋介石的书这些不和的东西。咱们有些员、的知识分子的缺陷，恰恰是关于不和的东西知道得太少。读了几本马克思的书，就那么照着讲，比较单调。写文章，缺少说服力。”

　　反右倾运动之后，依据出不和教材的指示，中宣部安排公民出书社和中华书局，联合建立了《蒋介石言辞集》修改组，开端由公民出书社的薛德震担任。之后，其时中华书局近代史组主持作业的副组长、下一任中华书局总修改的李侃被调回担任组长。

　　李侃后来曾写文章回想，1965年3月中旬，他正在山西昔阳县搞“四清”，遽然接到北京急电，要他当即赶回中华书局。他连夜起程，于20日赶回了北京，向金明媚报导。

　　一开端，蒋集组在坐落朝内大街的公民出书社四楼的两间屋子内作业，1965年5、6月搬到了翠微路2号的中华书局院内。

　　刚参加作业的陈铮从未做过修改，因而分到了跑腿的活儿，顶替中华书局的李松年专门担任在北京地区搜集资料。公民出书社的陆世澄则去了上海、南京、广州等地的图书馆查资料。

　　资料搜集作业没有一点约束，越全越好。“就一个要求，不能是只言片语，有必要是完好的文章，这样才能够反映蒋介石的真实主意。”陈铮告知《我国新闻周刊》。

　　尽管专业是近代史，但寻觅蒋介石的言辞却如难如登天，让他毫无条理。幸亏，蒋集组的参谋荣孟源以及戴文葆、朱南铣、史枚、周静、胡宜柔等老修改都是极有经历的长辈。如戴文葆解放前是《大公报》的修改，朱南铣在《上海侨声报》和担任过翻译。“他们都经历过那个年代，也是记者修改身世，都是十分有学识的先生。”

　　老修改们给陈铮供给了许多头绪，而且点拨他，查蒋介石的言辞，得区分为建国前后两个阶段。

　　1949年前蒋介石的言辞，可查旧报纸和期刊。首先是《》和《申报》有必要仔细查阅，主办的其他报刊也有必要翻查。

　　1949后的部分，则能够去翻查台湾出书的《》《新生报》等。台湾还有不少相关出书物，尤其在1960年出书了《蒋总统集》，上面记载了蒋介石生平，也收录了他的讲线年之后的内容在大陆不易找，这本书能够补偿。

　　头几个月在公民出书社作业时，独身的他爽性睡在作业室内。每天，搭档们连续来上班时，他就开端往外跑。

　　他办了一张北京市公交车通用月票，每月三元五角，揣着这张月票，络绎于北京图书馆、首都图书馆、中宣部图书馆、我国科学院图书馆、军事科学院图书馆，以及北京各高校、中科院各研究所的图书馆和资料室，搜索建国前的报刊。

　　他首先要搜集的，是1949年前的《》。北京没有哪个单位有完好的一套，大多只要某些年份或许月份的。为此，他跑遍了多家安排。

　　其间，北京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前身）是保存民国时期的图书报刊最多也最全的当地。其时，北京图书馆还在北面的文津街上，报纸阅览馆坐落西皇城根街，刊物阅览馆坐落国子监邻近的柏林寺胡同。

　　陈铮拿着中华书局开具的介绍信，找到了北京图书馆副馆长左恭。介绍信的粗心是：“为修改蒋介石言辞集，需求查阅资料，请予帮忙。”落款是中华书局，因其时中华书局没有建立党委，因而由总修改金明媚签字，并加盖私章。左恭和金明媚曾是延安时的老战友，看后怅然答应。

　　陈铮与两三个老修改连着去了北京图书馆三天。他们先填写借阅卡，由作业人员协助在架上查找。架上没有的，还获准去大仓库里一本一本地翻。

　　大仓库坐落刊物阅览馆里，满地都堆着未上架、未清点的旧刊，悄悄翻动，便扬起一阵尘土。他们进库后，先蹲在地上翻目录，但凡标题里带有“蒋委员长”“蒋总统”或许“蒋介石”等字样的，就挑出来。

　　从架上和仓库里挑出来的报刊，几十本为一捆打包，都拉回修改部，有用的就复印。

　　另一个收成很大的当地，是坐落故宫北面沙滩后街的红楼上的中宣部图书馆。这儿保藏了许多上世纪20年代的旧报刊。纸张都泛黄发脆，动作有必要很当心，由于一用力报纸就会碎落。

　　中宣部图书馆还给了他们一个惊喜。那里藏有建国前《申报》的剪报，简报按政治类、经济类、文明类等分门别类剪贴，一望而知。

　　领导告知陈铮，北京有一个我国图书进口公司，可用外汇经过香港进口台湾的书。他持修改部开的介绍信上门联络，购回了包含《蒋总统集》在内的相关书本。

　　陈铮还受命去了新华社的参阅部，在《参阅消息》上找。其时的《参阅消息》为内部发行，其间有不少有关蒋介石言辞的内容。

　　另一个来历，是中心西苑机关。去之前，陈铮忐忑不安，不知道所持的介绍信会不会得到认可，但作业出人意料的顺畅。“那里的领导看了我的介绍信，什么都没有问，就赞同我去检查资料。我后来猜测，应该是中心在一些范围内通报过《蒋介石言辞集》的作业，所以他一看就理解，彻底支撑。”陈铮告知《我国新闻周刊》。

　　李侃对此也有回想：“为编此书，中宣部还特别发告知给各省市和戎行体系，凡有保藏《》及蒋介石言辞资料的单位，一概由中华书局调用。”

　　查资料前几天，陈铮先打电话预定时刻。为便于收支，中华书局专门派了车送他去。其时，整个中华书局只要这一辆奥斯汀小卧车，是供总修改金明媚运用的。路过岗亭时，他递上了介绍信，便被放行。

　　经过这些途径，修改组集齐了建国后至1965年末台湾出书发行的《》。

　　为便于保存资料，中华书局和公民出书社专为蒋集组置办了一台复印机。复印机是天津出产的，其时复印质量很差，时刻一长就掉色。但能具有复印机，现已是一个很特别的待遇了。

　　修改部专门招聘了一个年青姑娘做复印员，每天的作业便是复印找回来的一切资料。复印完后，陈铮再原样捆好，送回原单位去。

　　但凡领导人的文章或说话中提到过的蒋介石言辞，蒋集组都极力寻觅原文，但有时分真实难以完成。如陈伯达所著《公民公敌蒋介石》中所引证蒋的话，一向找不到原文。

　　陈铮记住，他为此专门起草了一个陈述，叙述了查找进程和遇到的问题，由李侃和金明媚签发，加盖中华书局章，上呈中宣部。

　　隔了几日，中宣部的批复下来。“他们的意思是，找不到也没办法。战争年代的东西，领导引证某资料，时刻久了，不记住出处是哪里。”

　　陈铮告知《我国新闻周刊》，对资料的收拾修改作业，其时的精力是，文章原本怎样说的就怎样样，不能改，修改仅仅改错别字和标点。如蒋介石降低、谩骂的言辞，以及后来主张抗日的言辞，都不做修改。

　　由于作业量很大，中华书局古代史组的修改谢方也被暂时征用。早已退休在上海的他告知《我国新闻周刊》，民国时期报刊上的错别字许多，但不是古文而是大白话，修改起来难度并不大。

　　这套书原定以中华书局的名义出书。其时整套书计区分40本，每本30万字，即400页左右。

　　其间，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之前的内容，为前四册。送审稿样本现已装订成册，报送了中宣部。李侃为送审本写了长篇序文或阐明，共写了三篇。

　　和同时期的“灰皮书”不同的是，这套送审样书的封面为浅蓝色，上面写着“蒋介石言辞集”，下排为“送审样书”，没有署名。

　　据陈晋在《阅览史》中介绍，《蒋介石言辞集》原拟每本印五千册，指示：“五千册太少，应出一万册。”陈铮对此没有回忆，不过他推测，这套书可能会和“灰皮书”相同，内部发行，在规则等级范围内的人员才能够购买。

　　1966年3月上旬，“三家村”开端遭到批评，巨细出书社均受涉及。中华书局首战之地，5月被宣告中止悉数修改作业，会集搞大批评。

　　至此，《蒋介石言辞集》的修改作业也中止了。这时，中宣部对送审稿还没有回复任何定见。

　　开端后，蒋集组只剩戴文葆收尾。他让印刷厂赶忙将已排好版的后20本打出校样，避免“压铅”。悉数校样按年份归卷宗，用赤色或黑色的笔标出资料的起止时刻，便利今后查阅。做完这一切，戴文葆回了江苏阜宁老家。

　　1969年9月，中华书局团体下放湖北咸宁的文明部五七干校。因中苏之间局势严重，上级要求中华书局把重要的书稿搬运到湖北的三线某地。《蒋介石言辞集》未刊稿也一同装箱搬运。

　　从1971年末开端，中华书局的人员连续从五七干校回到北京。1972年末，李侃和陈铮回京。

　　文革完毕后，70年代末，出书社被要求上报以往“中心交办的项目”，中华书局呈报了《蒋介石言辞集》项目。可是，仍然没有后文。

　　1984年，陈铮当上了中华书局近代史修改室副主任，之后升任主任。1997年，近代史修改室吊销，和古代史修改室兼并，成为前史修改室。

　　陈铮保管多年的《蒋介石言辞集》整套资料，被移交给了前史修改室。交代的时分，他吩咐道：“这套书稿，一切资料都在这儿，可千万要保存好。”

　　2005年前后，有学者摩拳擦掌，期望国家安排编纂中华民国史。陈述一向打到了中心高层。已退休的陈铮获悉后主张，让《蒋介石言辞集》搭顺风车，作为民国史的一部分出书。

　　其时，60年代时的公民出书社社长兼总编王子野和中华书局总编金明媚都早已逝世，参加此事的六七名修改也大多已不在。陈铮偕同那位学者访问了当年的公民出书社副总编范用，问他是否见过中心或的指示。范用说没见过，是上面口头传达的。

　　《蒋介石言辞集》没取得“中心交办”的正式依据，不方便向上级陈述，再次熟睡。近年来，尽管时有出书社找上门来，但从未对该书的出书有实质性的推进。